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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译制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，不但要翻译准确，还需要配音演员投入情感，仔细琢磨剧情和角色的关系，让配音符合角色所处的环境。在译制电影《金刚川》时，为志愿军战士配音的演员眼含泪水，完成配音后还久久不能平静。

随着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，除了译制电影，译制中心也承担着各类基层宣讲工作，宣讲中央精神和大政方针，普及森林防火、法律、技能培训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。

译制团队的坚持和努力得到了回报。1980年，第一部佤语译制影片《保密局的枪声》迅速在民族地区走红，佤族群众亲切地称它为“阿佤电影”。田光明还记得，一次放映结束后，村里一位老人激动地拉着他的手，告诉他这是自己第一次完整地看完并看懂一部电影。老人的话让他十分感动：“条件再苦，我们也要坚持做下去，因为群众喜欢！”

翻译、配音、后期、审片、修改……配一部120分钟的电影，团队成员常常需要花费至少两周时间。译制电影的过程虽然辛苦，却也充满乐趣。“有的演员音色适合配音刘德华，我们就叫他‘佤族刘德华’。为了让村民更好地接受影片，我们还会给电影里的明星起‘佤名’，比如刘德华叫‘岩门’，古天乐叫‘尼嘎’。”田翠翠笑着说。

临沧市少数民族语影视译制中心主任李华杉介绍，借助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覆盖面广的优势，译制中心积极打造“光影宣讲团”品牌，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前10分钟进行宣讲，受到广大农村群众的好评和喜爱。截至目前，共开展放映宣讲4.5万场次，受众达360万余人次。译制中心先后获得“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”“云南省民族语文工作先进集体”等表彰。

“那时候译制设备和条件都比较简陋。我们的录音棚由一个20多平方米的老电影公司员工宿舍改造而成，隔音不好，还有回音。我们在录音室挂上毛毯、棉被来代替吸音装置，有时甚至要等到夜深人静才能开始配音。”田光明回忆道，当时的录音采用涂磁胶片，录音时全部配音员一起进棚录，如果哪一个人录错或者配错，录音员需要用磁铁一点一点把错误的声音抹掉，一部影片往往要耗费个把月才能完成配音。

译制中心退休职工田光明是中心的第一批配音演员。他回忆，早些年少数民族村寨的群众普通话水平普遍偏低，有时候下乡放映电影，听不懂普通话的老人们看不懂剧情，但看到周围的人在笑，他们也跟着笑，让人觉得很心酸。

“原来你就是电影里说佤语的演员！我家按照你们讲解的科学养殖方法，养了1000多只鸡鸭，现在一年养殖的收入就有5万多元。”见到配音演员田春梅，村民李欧娜激动地握住她的手。一次，田春梅去沧源宣讲，遇到了这位忠实的“粉丝”。

电影是浸润心灵、丰富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。让少数民族村寨的乡亲们看懂电影、看好电影，成为配音演员们奋斗的目标。1979年，临沧地区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组(临沧市少数民族语影视译制中心前身)成立，田光明和他的14名同事承担起启动少数民族语影视译制配音工作的使命。由于技术和资源的限制，团队刚刚起步就面临重重困难。

如今的译制团队，凭借更新的技术和累积的经验，每年能生产60多部民族语译制电影，产出了《流浪地球》《金刚川》《战狼》等一大批深受群众喜爱的傣语、佤语译制影片。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生活，也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。

在译制《红海行动》这部电影时，田翠翠和团队面对的不仅是语言的转换，更多的是文化意义的再现。比如《红海行动》中有句台词“只解沙场为国死，何须马革裹尸还？”译制团队将其翻译成“真正的汉子家，为了国家不怕流血更不怕牺牲”，将诗句译成贴近少数民族群众情感和文化的表达，许多群众一听就懂，对家国情怀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

“剧本翻译要有味，配音要有神。”田翠翠认为，电影台词既要忠实于原意，还要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差异，让群众有切身的感受，将生动的民族语言融入电影的每个角色之中。

同时，立足面向南亚、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的区位优势，译制中心主动拥抱媒体融合发展趋势，积极探索译制产品传播新途径，通过开设官方抖音账号和视频号，让更多丰富多彩的译制内容“云端出海”。

翻译讲究“信、达、雅”。在佤语译制室主任田翠翠看来，为少数民族群众译制电影，不仅要翻译准确，还要用“接地气”的方式，表达出电影的文化内涵。

“云端出海”项目的成功案例之一是《红海行动》佤语版。在《临沧译制》官方抖音号上发布的首集短视频，短短时间内，浏览量就达到152万。李华杉介绍，截至目前，《临沧译制》抖音号共推送各类作品767件，播放量超过5000万，点赞量达17.8万，其中境外粉丝占比58%，为讲好中国故事、传递好中国声音做出积极探索。

jn江南·体育登录入口类似的场景在临沧市的边境村寨时常上演。这要得益于一群在幕后默默奉献的人——临沧市少数民族语影视译制中心的工作人员。40多年来，该中心共组织放映少数民族语影片46000多场，观众达900多万人次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电影在全国各地流行开来。在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临沧，当地群众对于电影，既陌生又充满渴望。由于当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程度不高，当地群众看一场电影，甚至需要专人现场解说，比比画画也只能一知半解。尽管当时很多村民听不懂汉语对白，每当有电影在村子放映，十里八乡的人依然会蜂拥而至。